开拓荒原

English Romanticism

(1798~1832)

【背景介绍】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源于中世纪欧洲的“浪漫传奇”（romance），讲述的常常是英雄救美之类的故事。欧洲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时期”是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流行全欧的反对理性、推崇想象的文学运动。

英国的“浪漫主义时期”通常从1798年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Coleridge,1772~1834）合著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发表算起，到1832年司各特（Sir  W.Scott,1771~1832）去世时止（这种划分并非是绝对的，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之所以把这段时期笼统地称为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是因为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明显地显示了与18世纪前期（Age of Pope），以及中后期（Age of Johnson）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巨大差异：18世纪的作家强调理性与判断，而浪漫主义作家则重视想象和情感；18世纪作家强调经验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浪漫主义作家则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的特殊性；18实际作家强调社会的总体价值，而浪漫主义作家则重视个人价值的挖掘和实现；18世纪作家主要从古典文学特别是希腊文学中寻求摹仿的对象和灵感，而浪漫主义作家则从中世纪的民间故事中寻求灵感和创作的源泉。所有这些（还有更多）都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更具体地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除了具有各国浪漫主义文学所共有的以自我为中心来歌颂自我、抒发自我情感的特征以外，还有其独特的特色。该特色可以从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宣言书《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略见一斑。在“序言”里，诗人华兹华斯满怀豪情地宣称：“一切好的诗歌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所有这些诗歌里，我自己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要从普通人的生活中选取事件和情景，并尽可能地使用有普通人的语言去讲述或描述它们。” 华兹华斯不但从理论上告别了18世纪诗坛的陈词滥调，而且还与密友柯勒律治一起在《抒情歌谣集》里成功地实践了他崭新的创作观。

英国乃至世界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并非偶然。它是与当时世界性的革命运动思潮息息相关的，美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美丽坚合众国的成立）、法国大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它对浪漫主义运动首先发生在欧洲负有直接责任，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追根溯源，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影响，开始重视人的自由、自在和自为性，并开始重新去认识“自我”、审视“自我”，从而进一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正是由于对“自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追求，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才与欧洲各国的先驱们一起开始以作品为宣泄口，追求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张扬个性解放，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垮了理性统制长达100多年的文学大堤。

就英国文学而言，1798年《抒情歌谣集》的发表标志着英国文学史上的新纪元：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此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一“自我”为中心来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是英国乃至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突出特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高举“回到中世纪”的大旗，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创作中大量汲取营养，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种中束缚，开始发挥自由的想象，表达强烈的情感，并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这一切都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当时众多的读者。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常常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浪漫主义时期，代表作家有不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二、早期浪漫主义，主要作家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三、后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1792~1822）、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都是诗人，这主要是因为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浪漫主义诗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影响巨大，是同时期的散文和小说无法比拟的。当然，诗歌上的成就并不能取消浪漫主义时期新型散文和小说的贡献，它们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散文而言，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是所谓的“亲切文体”（familiar  style）散文随笔的出现。当时的散文大家有三位：兰姆(Charles  Lanb,1775~1834)、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以及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他们对英国乃至世界散文随笔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有趣的是，尽管作为同时代人的兰姆与哈兹利特都才情恣肆，但由于个性、经历的不同，他们的散文随笔却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兰姆的随笔重视细节、精于思考、善于用典，往往从生活琐事或日常的知识性题材谈起，或风雅幽默、情趣盎然，或缠绵悱恻、哀惋动人，极富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主要作品集有《伊利亚随笔集》（Essays  of  Elia,1823）;哈兹利特则不同，他的散文谈古论今、气势雄伟、汪洋恣肆、“渊深如海”（史蒂文生语），突出特点是更为奔放开朗、波澜曲折，主要散文集有《家常话》（Table  talk,1821~1822）、《素描与随笔》(Sketches  and  Essays)等。

浪漫主义时期小说上的成就则主要体现在内容和题材的创新上。当时小说的主要类型有两种：哥特（Gothic  novel）小说和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哥特小说的名称源于中世纪的哥特传奇故事(Gothic romance)，它在中世纪背景的映衬之下（通常是经常闹鬼或阴森的城堡里），通过讲述一段离奇而又惊心动魄的经历来刺激读者，读来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小说曾在19世纪的上半期流行一时，是现代恐怖和神秘小说的鼻祖。历史小说的出现主要归功于司各特，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历史题材进入了小说领域。在司各特的笔下，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配上合适的历史场景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小说当时曾十分流行。简·奥斯丁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女小说家。她的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交往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描绘，所以后人把他的小说称为“风俗小说”(novel  of  manners)。奥斯丁的代表作品《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等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Victorian Age (1832---1901)
　

【背景介绍】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法展史上迅猛上升的时期。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势力范围迅速扩张。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这似乎是现实世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也许是许多维多利亚文学作品的背景。从《简·爱》(Jane  Eyre,1847)中女主人公意外地继承叔叔在马地拉给她流下的两万磅的遗产，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中失意后的匹普去埃及经营茶叶，到《名利场》(Vanity  Fair,1848)中的利蓓卡第一次施展身手就勾引从印度回国的财主乔瑟夫，人们不难看出，当时去殖民地捞钱是本国人民公认有效的“生财之道”。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是一个能让人梦想“远大前程”的自信的年代。有的评论家，如斯坦纳(Steiner)，认为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像伊甸园，20世纪初的某些评论家则认为它像地狱。一般来说，为研究方便。维多利亚时期被文史家们分为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早期（1832~1848）、维多利亚中期（1848~1870）和维多利亚晚期（1970~1891）。

维多利亚早期也常被称为“多事之秋”(A Time of Troubles)。经济上的繁荣并不能阻止阶级矛盾的产生。就在新兴资产阶级奇迹般地暴富起来时，劳动者却不得不在残酷的压迫下过着穷困的生活。这一时期反抗压迫、争取民主选举权的运动蓬勃发展，在“宪章派”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忠实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有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的《民主之歌》(The Songs of Democracy)。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837)和《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钱拜物教和市侩主义对人类道德的腐蚀，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他早期的小说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反映了英国私有制社会的阴暗面。

维多利亚中期正好处于相对稳定的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天文、地理和生物学等学科的新成果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眼界。这一时期被称为“经济繁荣和宗教分歧的时期（Economic  Prosperity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提出的进化论打破了上帝造物的唯心史观，给传统信仰以猛烈的冲击，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并再次定位；英国国教的势力衰减，新教派林立，福音派吸引了大批小生产者，知识界的所谓“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或“高教派”(High  Church)也激烈展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天主教势力的抬头。尽管勤奋和富有责任感仍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价值取向，但全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许多文人学者对英国状况深感忧虑。狄更斯等一大批作家继续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弊端进行批判。最激烈的一位莫过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他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1851~1853)预言了维多利亚工商业文明的毁灭，在《直到最后》(Unto  the  Last,1862)中对自由竟争的经济法则进行了无情攻击。较为客观的要数安索内·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的小说。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在他的著名论著《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中，反对对物质的迷信，提倡文化和精神价值。他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反思代表了一代有识之士面对新现实的焦虑和危机感。尽管这个时期存在许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繁荣时期。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

维多利亚后期是大英帝国经理了由盛到衰过程的时期（Decay of Victorian Values）。一方面英国的霸主地位在受到美国和德国挑战的同时，英国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和海外扩张造成国内工农业的萧条和萎缩。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而且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纷纷瓦解，到90年代几乎彻底崩溃。历史学家杨格曾概括说：“当我们注视80年代在新思潮和和旧观念” 旋涡中挣扎，试图寻找一个立足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茫然、不协调和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也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继斯威夫特之后最重要的讽刺家萨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e,1835---1902）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小说《众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中尖锐讽刺了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特别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暴君似的父亲。如果说巴特勒的公开叛逆还不够成熟，那就留待唯美主义理论家和创始人瓦尔特 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和他的追随者们解决了。他们宣布父辈们的追求都是无意义的，“我们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情享受美和短暂的时光。”90年代的艺术家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世纪的尽头，常常做出一副“世纪末”姿态。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中表现出一种故做消沉、带者倦容的矫揉造作和对新的表现形式的追求，以吊起读者读腻了的胃口。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和麦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的散文以及恩斯特·道森的诗歌都反映出这些特点《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eild)的主人公大卫曾自己总结：“我一直是十分认真的。”45年后，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中把 “认真”一词变成了一个双关语，一个颠覆了整个维多利亚早期价值观的玩笑。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样化”(variety)，即多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实际上，多样化体现了维多利亚作家的独立性和对文学经验的渴望。面对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作家们几乎都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进行写作，去把握和反映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诗人们在继续使用一些传统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实验新的、不同寻常的表现形式。最突出的莫过于叙事诗歌艺术的发展了。在小说有力的竞争面前，诗歌也开始寻求以韵文讲故事的新方法，追求史诗般的效果。像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的《公主》（The Princess）《摩德》（Maud），勃郎宁的《圆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就是长篇叙事诗的杰出代表。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丁尼生抒情、叙事技巧圆熟，勃郎宁尤其擅长用口语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倡导诗歌要重返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朴素纯真的“先拉菲尔派”诗人。其代表人物是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1828---1882）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些小说家兼诗人，如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也尝试用诗歌表达小说中的故事和情感。的《现代爱情》（Modern Love）堪称描绘破碎的婚姻和情人间对立情绪的经典。

维多利亚时期的散文也成就斐然.仅一长串散文家的名字就令刮目相看：卡莱尔,纽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穆勒(John Start Mill,1806-1873),罗斯金，阿诺德,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和佩特等等.他们主要的作品,如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过去与现在》,纽曼的《自辩》(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1859),罗斯金《威尼斯之石》,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批评文集》(Esasays in Criticism,1865-1888),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的位置》（Evidenceas as to Man’s Place inn Nature ,1863）,佩特的《文艺复兴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Renaissance ,1873)等，都应其独具的风格与魅力被载入英国文学史册。佩特在《风格》(Style)一文中指出散文是一门特殊的，恰好适合现代世界的艺术，它更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混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散文家对这一世界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以不同风格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卡莱尔在《论英雄》(On Heroes )中非常强调作家的责任，他的写作追求一种预言家的效果，而罗斯金更是事事都发表独到的见解，散文的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美学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说理方式也各不相同。穆勒和赫胥黎依靠思路清晰的逻辑推理，模仿18世纪散文家崇尚的理智，明快当文风，不带浪漫主义感情色彩。卡莱额外任何罗斯金则更靠近17世纪的文风，他们的所谓的“复调风格”对读者的耳朵和眼睛都有一种感染力，以生动的综合效果打动读者的心弦。

维多利亚时代是个几乎人人读小说的时代。由于受清教道德标准的约束，在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文学作品种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容禁忌。维多里亚早，中期的小说家们在“大众读者口味的期待下，在中产阶级道德的禁锢和出版形式（分期连载）的限制下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在精神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许多评论家认为，从奥斯丁理性的嘲讽道斯各种浪漫情怀的历史透视，从勃朗特姐妹奔放地想象到盖斯凯尔忠视朴素的描摹，从狄更斯的夸张与象征到萨克雷，艾略特的心理分析，总之，从狄更斯到埃略特的一代小说家谱写了英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换言之，自从狄更斯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同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起，小说领域就新人辈出，争奇斗艳。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50年代萨克雷以其《名利场》向魅力加经久不衰的狄更斯提出挑战，60年代特罗洛普成描绘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现实的“肖像画大师”，70年代艾略特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1872)80年代《唯我主义者》(The Egoist,1879)的作者梅瑞狄斯和巴特勒开始受到广泛关注，90年代哈代的一系列富有悲剧色彩的“威塞克斯”小说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梅瑞狄斯，哈代和巴特勒生活在心就相替的转折时期，他们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上与维多利亚的小说家们相比，有很大不同，也有很大创新。梅瑞狄斯的小说以喜剧讽刺手法见长，是最先涉及婚外恋和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家之一。他还善于使用殿玉和隐喻，善于对于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巴特勒的小说偏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和家庭进行犀利的批评，他的《艾瑞璜》是一部讽刺社会传统的乌托邦小说，采取颠倒和夸张的讽刺手法，艾瑞璜这一名字就来自于“乌有乡”(NOWHERE)一次地倒写。哈代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宿命色彩”，实际上则表达了作家对工业化所造成喧嚣和丑恶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抗。他善于使用象征手法和心理描写，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又表现了一个现代作家的艺术创新。他的小说揭露社会的伪善和不公，为小人物的灾难和不辛鸣冤，然而又透射出某种无奈和迷茫。

诚然，还有许多的小说家我们没有篇幅论及，但是，毋庸讳言，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小说大发展期，文学地繁荣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即人们对19世纪不断发展生活画面作出了热切的，积极的反应。维多利亚时期的戏剧，一般认为，求文学成就不能与同时期的诗歌，散文和修奥说相比。我们必须把剧本创作和剧院演出分开来看。维多利亚中时期伦敦的剧院多如牛毛，当时看戏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盛行，但是，在众多的剧作中几乎没有什么长久价值的作品，一般都流行于情节剧和传奇剧的形式，在观众中收获廉价的笑声和眼泪。直到90年代开始出现富有生气的剧作，即奥斯卡。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杰作。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于它在于一个千变万化大的世界的艺术把握和真实反映。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以琼斯为代表的“宪章派”诗歌，以狄更斯为邻袖的批评现实主义小说，以罗塞蒂位旗手的“先拉斐尔派”诗歌，以韦廉*莫里斯为代表的“乌托邦”小说，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和以王尔德为首的“唯美主义小说，它们都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

20TH-CENITURY

ENGHLISH LITERA TURE

【背景介绍】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英国文学有内倾、非理性和实验等特点。世纪之出，一些小说家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哈代（Thomas Hardy，1840-12928）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情调；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1867-1933）在《福尔赛上世家》(Arnold Bennet,1867-1931)在《老妇谈》（The Old Wives‘Tale，1908）中描写了英国小镇的风土人情；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 ）在自传信小说《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1915-1946）中探索人性的善与恶以及人生的意义；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写了众多科幻小说，并预示了一幅幅恐怖的未来图景。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小说家开始对小说这一类作理论上思考，企图表现一种他们认为更真实的体验。詹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首先对小说做出系统得理论阐述，第一次提出小说中的叙述试点问题，并且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最终表现对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充分尊重和献身精神。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和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在各自的小说里，也像詹姆士一样，使用复杂的叙述结构和多重叙述视点，表现闻名于原始的对立，现代人的孤独与异化等主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称为20世代主义的先驱。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英国人的传统信念以毁灭性的打击，现代主义文学在一战后的精神废墟上挺拔而起。艾略特（T.S.Eliot，1888-1965） 的长诗（The Waste Land,1922）表现了一战后西方世界价值体系土崩瓦解的残酷现实，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 在《尤利西斯》（Ulysses，1992）里展示了现代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精神漫游。这首长诗和这部小说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吸引了广泛的兴趣和众多的研究。女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92-1941 ）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探查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女性的深层意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创作出具与多重含义、高度象征的《黛洛维夫人》（MRS Dallowary,1925）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这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呈现的不是理性的人和有序的世界。相反，是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意识中的扭曲物和变态的人。詹姆斯和康拉德等人所企图展示的更真实的世界在乔伊斯和伍尔夫等人的作品种实现了。这种把主观的意识或潜意识世界作为唯一值的表现得内容的倾向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劳伦斯（D·M·Lawrence,1885-1930）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现代主义文学处于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他们在题材和技法上与康拉德和福特比相近。劳伦斯试图通过建立两性间亲密和和谐的关系改善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福斯特侧重表现异质文化的冲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互谅问题。

20世纪初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是伴随着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爱尔兰文艺复兴，在诗歌邻域叶致（W.B .Yeats，1865-193）及其人俱乐部为代表，在小说领域有乔治·穆尔（George Moore，1856-1950）和叶致，以及阿比剧团上演的许多优秀剧作。叶致的诗感情真挚且富含哲理，充满象征和神话地隐喻，它由于其“富于灵感的诗歌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真格、民族的精神。”而获1923年度的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肖伯纳有自己套完整的喜剧理论，他将这套理论付 住创作实践，写出了既有浓重现实生活气息而又强烈喜剧色彩的大流量剧作，对中国的戏剧也产生了既积极的影响。他由于其“作品中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获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30年代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萧条促使人们又一次面对现实，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再次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整个英国文学出现了左转倾向，涌现出不少反映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痛苦经历和斗争精神的作品。诗人奥登（W.H.Auden,1907～1973）、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 ）、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1892～1978）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小说家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戏剧家普瑞斯特利（J.B.Priestley,1894～1984）是这个时期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奥登无疑是继艾略特和叶芝之后又一重要诗人，是30年代新诗的代表人物，其诗作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将堂皇和不雅的字眼并置，用现代口语的节奏，创造了新的意境。衣修午德的早期小说使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但自柏林小说集之后转向现实主义。奥登和衣修午德曾于1938年一同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示同情和支持。

另有一批“牛津才子”则继承了英国文学的讽刺传统，写出了意味隽永的作品。赫胥利（Aldoux Leonard Huxley,1894～1936）的《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1928）借用多声部音乐及对偶的方法，表现玩世不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的空虚。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早期小说讽刺一战后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在道德沦丧的年代过的那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亨利·格林（Henry Green,1905～1973）的早期小说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对他们的境况表示同情，他后来的小说愈加难懂，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艺术家。与他相反，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则以赢得读者为创作目的，写了不少他称之为“消遣品”的小说，但他探索人的自然天性与天主教义冲突的小说《权利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1940），《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48）等，使他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占一突出地位。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由于其寓意深刻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人的精神震撼远不如一战强烈，但二战结束后工党执政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不成功，“福利国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利，反而引起上层阶级的不满。另一方面，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美苏的冷战中成为旁观者。这一切使英国人产生了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存在主义哲学大受欢迎。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的小说与剧作以非现实的抽象手法表现人类生存的哲学困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危机，以他为代表的荒诞戏剧是二战后的重要文学现象，《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5）已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贝克特也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以类似斯威夫特的辛辣讽刺笔法，写出了讽喻斯大林统治的政治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为稍后不久出现的“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提供了尽情发泄怨恨的范例。

“愤怒的青年”指50年代中期一批出身下层阶级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主要有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威斯克（Arnold Wesker,1932～ ）、艾米斯（Kinsley Amis,1922～）、韦恩（John Wain,1925～1994）、西利托（Alan Sillitoe,1928～ ）等。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1957），艾米斯的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韦恩的《每况愈下》（Hurry or Down,1957），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1959）等，表现出身低微的小人物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反抗。这些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常见的一个模式是出身低贱的青年男子与身份高贵的女人发生关系或结婚，玩弄她们的感情以泄阶级差异之愤，或借此跻身上层社会。而他们一旦达到目的，愤怒就随之消失。这批作者也像他们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一样，获得声名后即与现存秩序握手言和，和平共处。

50年代的英国诗坛出现了运动派诗人，以拉金（Philip Arthur Larkin,1922～1985）、戴巍（Donald Alfred Davie,1922～ ）和冈恩（Thomson Gunn,1929～）为代表。这些诗人抛弃艾略特、庞德（Ezra Pound,1855～ ）的实验性诗品，反对现代主义诗的抽象晦涩，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60年代的重要诗人是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 ），他以象征的方法歌颂原始的自然激情，立意新奇，结构严谨。另有一群“小组派”（The Group）诗人在50年代和60年代也十分活跃。

由于二战后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后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他与现代主义文学有若干明显的不同。首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学性”是人为的语言艺术的效果，不是一种先验的自然物。其次，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作品存在客观的意义和价值，认为文本需要经过读者积极地参与阅读才获得意义，而不同的读者由于修养、爱好的差异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会相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默多克（Dame Murdoch,1919～ ）、斯巴克（Dame Spark,1918～）、莱辛（Doris Lessing,1919～ ）、福尔斯（John Fowles,1926～）等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小说的虚构性，有时候甚至站出来直接与书中的人物交谈，与读者商量如何安排主人公的命运。

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回归传统。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试验之后，许多文学家注意到了为读者接受和喜爱的重要性，一种融合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和形式革新的新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巴恩斯（Julian Barnes,1964～ ）、波义德（William Boyd,1952～）和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等人是这种新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因写作《撒旦诗章》（The Satanic Verses,1988）而轰动一时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也属于这一主潮。从目前的情况预测，这种现象将持续到21世纪。